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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贫困，对广东而言，的确是个有些尴尬的字眼。作为城乡贫富差距中最极端的表现形式，“不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准”的贫困状态出现在广东这样一个经济大省，给人的印象往往更加强烈。
以“慰问”和“资助”为主的“自上而下”的扶贫方式，在一些地方，甚至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也没有走出“越扶越贫”的怪圈，原因何在？为此，本刊记者走进我省一个普通的村庄一探究竟。
扶贫瞄准哪里
这是位于粤西靠海的一个不起眼的村庄。全村下辖4个自然村，拥有户籍人口3133人。除了一部分外出打工者，绝大多数村民都以种植水瓜、荷兰豆为生。再加上每年台风的数次光临，这里的村民一直过着“靠天吃饭”的日子。村民们戏谑，美丽沾点边，富饶绝对谈不上。
于是，被“慰问”和“资助”成了这个小村子的家常便饭，村里最好的房子，就是刚刚被“援建”的村委会办公楼。每当这样的日子来临，对村干部和村民而言，其意义都不亚于一次节日。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只是个潜在的改善生活的机会，也有生活最困难的村民，未能“分到一杯羹”。
每逢春节，总会有上面的领导下来慰问。但在村子里，能够享受这个待遇的却只有少数几人。“不是其他人不需要慰问，而是他们不符合‘规定的条件’。”说到这里，已经在村里任职7年的老村支书有些无奈。
所谓的条件，竟是“路要好走，因为要能通车；家里要看着干净些，因为有媒体要摄像；接受慰问的人要能说几句漂亮话，因为至少需要在镜头面前表示感谢”。至于被慰问的村民是否最贫困和最需要被接济，似乎就变得次要了。
每每接到这样的通知，老支书不知该高兴还是发愁。村里符合条件的农户没几个，“慰问来慰问去都是那几户，而更多更需要这几百块钱的人却分文没有”。短暂的车水马龙、长枪短炮热闹之后，留下的却是“一家欢喜几家愁”。
“老实说，上级领导对村里的情况其实并不是很清楚。别说他们了，就是天天在村子里生活的我，有时也不清楚。但还好，我们都是乡里乡亲，大家可以互相提醒着。”老支书对记者说。
毛叔已经71岁了，在村里的小学看门，每月有400多元的收入。之前，加上毛婶在外打一些零工，老两口日子过得还不错。但是突如其来的疾病不仅带走了毛婶，还留下了沉重的债务。残酷的打击接踵而至，毛叔的女儿女婿也相继去世，留下两个未成年的外孙，使得毛叔肩上的压力陡然增加。
短短几个月，毛叔的家庭状况就滑落到最底层，倔强的他竟一直没有出声。直到他的窘迫被村民发现并告知村委会，村支书才知道，“去上面跑补助的手续很麻烦，我就自己先垫了些钱给他。”村支书无奈地说。
这样的做法毕竟不是长久之计。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贫困户在农村的分布已经呈现“分散化”的趋势。一次疾病、一个意外，就能让一个家庭深陷贫困的泥潭。而动态管理机制的缺乏和上下游信息的不对称，让这些随时发生的情况很难第一时间被发现和处理，导致贫困者越来越穷。
既患寡，也患不均
即便是充分了解了贫困户的真实情况，明确了“解决谁的脱贫”的问题，要真正做到扶贫资源的合理分配，也并非易事。
“早些年，村里每年还有20多万元的集体收入。自从税费改革之后，村子里一没土地二没钱，集体收入入不敷出，要解决贫困户的生活困难问题只能依靠上级。”村里的一位干部对记者说。
目前困难群众所能享受的唯一福利——低保——也是低得可怜。据村干部介绍，村子里拿得最多的，每户每月也只能拿到100多元，而绝大多数只有几十元，“连吃饱饭都成了问题”。而中央“逐步提高扶贫标准”的精神，在这里很难转化为现实。“我曾多次跑过上级民政部门，要求增加补助的人员和金额。但是程序复杂，手续太多，往往不了了之。”
就是这多则百余元，少则几十元的低保，村民们也有拿不到的风险。镇里、县里财政紧张的状况已不是一两天，“甚至发工资都成了问题，很多干部手里都有欠条”。于是，“截流”原本就已经紧张的扶贫资源成为“公开的秘密”。最近村子里流传着镇里要卖掉用于扶贫的商铺来解决燃眉之急的消息，更让村民人心惶惶。
于是，另一场争夺扶贫资源的“竞争”拉开了序幕。在贫困村中，流传着一个无形的“帮扶排行榜”，省直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团体都位列其中，“哪些‘油多’哪些‘钱少’，哪些‘慷慨’哪些‘吝啬’，大家都挺清楚”。
可如果把帮扶的对口单位当作“榨取对象”，也许对解决一时的困难有一定帮助，但时间久了，难免产生依赖和惰性。一位在村子里驻点的干部告诉记者：“村里说不通路，我们单位出钱修路；村里说晚上路太黑，我们单位出钱装路灯；现在村里又说没钱用不起路灯，我们还要交电费。”
“每每问村干部有什么困难，往往都是一个答案——‘缺钱’。”
于是到处“化缘”成为驻村干部的工作常态。但即使有了钱，身上的担子也未必轻松，关键是“怎么让钱直接用在老百姓身上”，而不是肥了一部分人的腰包。“还要小心平衡，不能给这家多些，给那家少些。”好钢用在刀刃上，把钱花在最需要的地方是驻村干部最大的心愿，“否则那么多困难的村，省里机关单位一个一个扶贫，怎么忙得过来？”
一户一法，定点清除贫困
见到记者时，老冯已经几个月没有事情做了。由于腿脚不方便，他只能天天坐在屋子里发呆。在他身旁，是很久没有发动过的三轮摩托车——他几个月前的谋生工具，现在却成了负担——烧油很贵。
原来夫妻俩都是残疾人的老冯一家，日子过得并不那么困难。“我开摩托车拉客，一个月也能挣一千多元。”而他的聋哑老婆，也能在工厂打打短工补贴家用。加上两个孩子，一家四口的生活辛苦而平和。
几个月前，政府的一道禁令让老冯干了十几年的摩托载客生意戛然而止。“理由是很多人冒充残疾人开摩托车载客，难于管理，影响市容。”他和残联其他人一起想去讨个说法，却被挡了回来，他偷偷再次上街，却和交警发生了冲突。无奈之下，只能作罢。一家人仅靠妻子时有时无的微薄工资和百来元的低保过活。
“其实我是能干些事情的，为什么不让我做呢？”老冯抛向记者的问题，同样在考问着相关部门和有关政策。都知道“授之以渔”好过“授之以鱼”，但关键是怎么样一个授法？
“每家每户的情况都不一样，要想让他们摆脱贫困，除了财力支持，还要采取不同的措施。”村支书对记者说，“生病的资助其看病，辍学的让其复学，失去工作的给其提供力所能及的工作机会，总之要给他们个奔头。”
而这种想法与广东近期推出的“规划到户，责任到人”的扶贫“靶向疗法”不谋而合——建立动态管理机制，对贫困户的基本情况进行摸查，登记造册、建档立卡，做到心里有数，分类指导。采取“一村一策、一户一法”等措施，更直接、更精确地配置机关、企事业单位扶贫资源，减少资源消耗，实现定点清除贫困。
更为重要的是，面对扶贫这个举世公认的难题，还需要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构建“大扶贫”格局。理论和实践都表明，造成贫富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资源禀赋、市场竞争性、体制机制等多种因素，而体制机制性因素是根本。中山大学政务学院倪星教授表示：“摒弃一些不合时宜的政策约束，整合各部门团体的资源，群策群力，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必要条件。这样一来，像老冯这样的问题就不会再出现。”
而对毛叔和老冯来说，最现实的福音马上就会到来。广东省即将全面铺开贫困户基本情况的摸查工作，他们都将“榜上有名”，成为被关注和帮扶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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